凡事都有一个最佳时机。
或者叫做水到渠成，或是叫做顺理成章。
提前或者延后，效果都会差一截。
之前大汉，也有教化，但是那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『教化』，而是填鸭，或者叫做自我感动，完成政绩要求。官吏最为核心的目标，不是真正做什么事，而是要为下一次的晋升准备资本。
没错，资本。
所以这种为了捞好处的行为，会真的换来胡人的真心么？
显然不可能。
大汉之中，也不是没有好心的官吏。
比如刘虞。
但是刘虞有德无威，在他死后，部落里面的人会伤感，会怀念，但是到时间了没钱没东西了，也依旧会去汉地抢劫。
而公孙瓒有威而无德，他对待胡人就像是对待狗，听话的留下，不听话的杀了。胡人也怕他，可是同样的，在公孙瓒死后，或是他管不到的地方，胡人依旧会南下劫掠。
跟后世米帝零元购差不多。
斐潜现在做的，就是在具备了条件之下的恩威并用，并且还担心恩威的粘合性不高，还特意加上了一条枷锁。
血誓。
或者叫做血盟也行。
潼关的北门，在低沉的号角声中洞开。
旋即就是轰鸣的鼓声响起。
军中的力士列队从门洞之中走出，扛着装满了三川之水的铜鼎踏入晨曦之中，身上的盔甲仿佛是散发着神圣的辉光。
当第一缕阳光刺破云层，映照在铺垫着五色土的祭坛上。
见到眼前的情景，周边观礼的不管是胡人还是汉人，都不由得收敛了嬉笑，严肃了起来。
礼仪，原本就是华夏的长项。
而礼仪的根本，则是规则的制定权。
如果说整个世界，有越来越多的事情，遵照的是华夏的礼仪规范，也就自然而然的教化成功了。
这种华夏教化胡人的规则制定权，本质上是文明存续的命脉之争。
就像是后世米帝也试图用『自由平等』去教化其他国家一样，但是很显然的，米帝自己的『自由平等』只是因为有大熊而已，他们本质上是根本没有这玩意的，也就不可能在没有任何基础的环境之下搭建成功一个华丽的宫殿。
但是华夏有。
华夏的文明之光，从上古而来，一脉相承。
当斐潜在潼关北门以五色土祭坛、三川铜鼎、血誓仪式构建起庄严的礼仪空间时，他正在完成一项比军事征服更深刻的战略布局。
斐潜要借着这个机会，将胡人部落纳入华夏文明规则的引力轨道。
如果早一些，胡人给山东带来的，肯定只有毁灭和仇恨。
早一些的时候，斐潜还不够强大。
这种强大不是一时的震撼，而是持续的威压。
现在，斐潜就要加深这些威压的烙印，让原本就处于高一维度的华夏文明，发挥出更大更多的作用来。
规则是有时效性的，而且要和文明整体的节律产生共振。
刘虞『有德无威』的教化失败，暴露了单纯道德感召的脆弱性。草原部落在青黄不接时的劫掠本能，本质上是游牧文明生存节律的必然产物。简单的大道理，并不能改变草原部落的生态环境，也就谈不上什么教化成功。
而另外一方面的公孙瓒『有威无德』的武力威慑，则陷入与自然节律对抗的困境。如同试图用堤坝阻挡季节性的河流改道。一味的加高堤坝，最终形成的地上河流，一旦崩塌之后所造成的损害，往往都是相当惊人的。
斐潜选择了在这个时间点上进行这样的仪式，一方面是已经给予了草原大漠的部落新的出路，新的生活环境，改变了单纯的『威德』的旧框架，实现了更高层面的教化力量；另外一方面也是借助这样的仪式，用规则枷锁框定其行为边界，使得胡人那些『零元购』的成本要大于其收益，也就会让这些胡人在作恶之前，多少衡量一二。
其实铜鼎之内，是不是真的有『三川』之水，祭坛上是不是真的是『五方』之土，这些都不是重要的问题，也不是关注的重点，而是斐潜借用这样的一个仪式，将从《禹贡》奠定的九州秩序规则，烙印在这些观礼的胡人心中。
当这些胡人的代表，大小头目，饮下了混入三牲鲜血的盟约誓酒之后，也就等同于他们承认了这一套的华夏礼仪，大汉规则。
更重要的是，这种半胡半汉的誓约形式，制造出文明驯化的双向通道。胡人通过熟悉的形式接受陌生规则，汉人则在妥协中完成主导权的隐秘转移。
这种规则制定权的争夺，在后世文明冲突中依然清晰可辨。
真正的文明教化不在于形式移植，而在于构建能兼容异质文化节律、能转化原始信仰能量、能创造共同生存利益的规则生态系统。
正如铜鼎会从祭祀礼器转化为盟书的载体，规则制定者始终掌握着释义的最终钥匙。
这一场血誓的仪式，本质上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文明定义战争。
谁掌握了规则的解释权与修订权，谁就握住了文明融合的方向盘。
往什么地方走，华夏说了算。
当斐潜穿着玄甲，身披大红披风登上祭坛之时，战鼓和号角之声顿时雷动，声浪震得土塬上的碎石黄尘簌簌而动。
姜冏忽然发现，那些平日里面似乎桀骜不驯的胡人，不知道何时已经低下了头颅，双手交叉在胸口，弯下了腰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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