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听说，哈德门的税又涨了？”
“谁说不是呢！中午我给老豫丰往鼓楼的铺子送了两百斤烟叶，等过城门交完税，人家掌柜的脸色那叫一个难看。您猜怎么着？五钱五，涨了三分银！”说话的酒客吃了两口面，又端起酒碗抿了一口。
邻桌一个客人忍不住道：“这烟涨了还算不得什么，酒税、布税、绸缎、皮子全都涨了！从今儿个起，每百斤酒要征七钱银。”
屋里的一众酒客闻言都愣了一下，有人惊讶道：“此话当真？”
先前那人道：“城门口的告示都出来了！我下午路过时，好多人围在那看呢。”
众人闻言大哗。其中几个对如今形势稍有见识的，心头都浮现了一句歇后语，秋后的蚂蚱。
眼下的局面就跟秃子头上的虱子一样，北海军打下了盛京和锦州，直逼宁远和山海关；山东那边已经打到了武定府，陈兵于黄河南岸。
这时有人冲着柜台里正在算账的中年人道：“掌柜的，咱这酒明儿不会也跟着涨价吧？”
正扒拉算盘珠子的关掌柜露出苦笑，解释道：“关某也不想啊，可要是崇文门的十八家酒商都涨了，咱这本小利薄的也只能跟着涨了。”
清代中期，京城的酒类销售被十八家酒商垄断，批发的门市都集中在崇文门外。京城内外只要是卖酒的，都要从那里进货。
一名客人叹息道：“酒喝不起了，烟叶抽不起了，您说这叫什么事啊！”
关掌柜一边扒拉算盘珠子，一边听着众人的议论，心知满清此举明摆着是要在西撤前对民间财富再进行一次掠夺。只是苦了眼前这些底层老百姓，关税加来加去，最终都要落在他们头上。
这时一名从伙房过来的伙计凑过来轻声道：“掌柜的，永业回来了。”
“人呢？”关掌柜眉梢一挑，心知让他查的事情应该有眉目了。
“他说这里人多，回院子了。”
“那这边你先盯着，我回去一趟。”
关掌柜从“长发号”门脸房的后门出来，往东穿过一条小巷，又顺着左首第一条胡同往里走，最后来到了胡同尽头一座独门独户的两进小院前，这里就是他的住处了。
他刚叩了两下门环，门豁啷一声开了半扇。里面的人提着个灯笼，看到是他，连忙闪身让了进去。等他来到堂屋门外，一个三十多岁的瘦削汉子正在那里等候。
“永业，吃饭了没？”
“俺不饿。掌柜的，人查到了。”
“进屋说。”关掌柜又对身后提灯笼的那人道：“去铺子端两碗烂肉面，永业跑了一天，怕是饿坏了。”
等两人进屋坐下，被称作“永业”的汉子便开口道：“我上午先是去了西单牌楼，过了晌午又跑了趟三里河，下午去了顺承门外，全都打听清楚了。”
关掌柜不慌不忙的给自己点上一根卷烟，道：“怎么说？”
“那人家在大兴，前些年在西单牌楼南首的西九如堂药铺学徒，出师后去了三里河一家名叫‘广顺堂’的药铺当伙计。据药铺的人说，那人挣了钱经常在外嫖娼，不到半年就染了脏病，身上还长了毒疮。人家药铺正经生意，东家哪能留这种人，两个月前便把他逐出了药铺。没了营生，身上还有病，他暂时也不敢回家，眼下在顺承门外的街道打更。”
顺承门也就是宣武门，前者是元代的称谓，到了明代才改的。不过京城的老百姓还是使用元代的叫法，历史上一直延续到了民国。比如朝阳门在元代叫做“齐化门”，崇文门是“哈德门”，西直门是“和义门”，德胜门是“健德门”，等等。
“一天能查出这么多，也是不容易了。这样，你再辛苦几天。从明天起，连着盯他三天，看看他平日都和什么人接触。然后就找个机会......”
关掌柜说到这里，抬手做了个抹脖的手势。
永业点点头，心里还是有些犯嘀咕。他不明白掌柜的为什么会对一个叫林清的更夫感兴趣，甚至还要除掉。他不知道的是，眼前的关掌柜其实也是一脑子浆糊。
这个命令是北海军情报局的一号人物王长生下达的，他不敢质疑，必须照办。当然，王长生绝对不会跟他们解释，这一命令其实出自远在万里之外的赵新。
对赵新来说，他可不想放任林清做大，然后哪天来个“攻打北京城事件”。就跟他强迫满清将川东流民交给自己一样，白莲教的根要挖，八卦教的根一样要挖。而且不光是林清，像李文成、冯克善、刘之协那些人全都要找出来，以绝后患！
乾隆五十九年十月二十八日，结束了辽东之旅的永和携带着北海军的答复书信，与同伴富察善一起回到了天津。
两人在直沽码头登岸后，用侍卫腰牌在驿站要了两匹快马，直奔京城。当他们望见灰蒙蒙的北京城墙时，已经到了十月的最后一天。
本来此行一切都挺顺利，谁知都到了家门口，过朝阳门的时候却出了状况。
后世很多人都对和珅掌管过的崇文门税关耳熟能详，殊不知明清时代京城的九门都有税关。别说带货和行李了，进城卖菜都得交两文钱的税。康熙时代的查嗣瑮就曾写过一首诗予以讽刺：九门征税一门专，马迹车尘互接连。内使自收花担税，朝朝插鬓掠双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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